关键词： 水体污染   微塑料   水生生物   积累量   净化效率   生态风险  

摘要： 进入人类世以来，塑料制品因拥有众多的优点被大量地运用于人们的工农业生产以及生活当中。但是由于人们的管理不当导致塑料垃圾被持续地释放到水生环境中，其中粒径小于5 mm的塑料微粒被称为微塑料。鱼类在水生环境中处于较高的营养级，会直接摄入或通过营养转移间接地摄入微塑料。微塑料在鱼体中的积累会对组织器官造成毒性作用。而净化是指鱼类对微塑料的排出，鱼体对微塑料的净化效率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对微塑料的解毒能力。同时，对于鱼类而言，肠和鳃是微塑料的主要存在器官。因此，微塑料介导的不利影响主要源于肠和鳃，随后通过循环系统转移到其它组织器官。此外，由于分布的广泛性和较长的生活史，鱼类常用于指示生物来评估微塑料污染。然而，由于组织器官的特异性，应当选择哪种器官来评估鱼类以及外界微塑料污染仍不清楚。　　本研究以荧光标记的聚苯乙烯微塑料为目标污染物。将斑马鱼暴露于不同浓度（0.1 mg/L，0.5mg/L,1.0mg/L）、不同食物资源（喂食，不喂食）以及不同粒径（20 μm，100 μm）的微塑料中以探究以上因素对斑马鱼积累微塑料的影响以及阐明反映鱼体和外界环境微塑料污染的指示器官。通过将暴露在不同浓度、不同食物资源以及不同粒径微塑料的斑马鱼转移至不含微塑料的清洁水中以探究以上因素对斑马鱼净化微塑料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1.在所有的暴露浓度中，肠道中微塑料的积累量高于鳃中的积累量。在整个暴露期间，肠道中微塑料的积累量随着浓度的增加而显著性地上升（P＜0.05）。相比之下，鳃中微塑料的积累量在高浓度和中浓度之间以及中浓度和低浓度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因此，肠能够更好的反映鱼体以及外界环境微塑料污染。在净化过程中，所有浓度组的微塑料在最初3h内迅速从肠和鳃中排出。高、中、低浓度组肠中的微塑料在排泄3h后的净化率分别为95.20%、96.96％和85.48％。而鳃中的微塑料在第3 h的净化率分别为100％（高浓度组）、95.24％（中浓度组）和69.44％（低浓度组）。同时，中、高浓度组肠对微塑料的净化率显著地高于低浓度组（P＞0.05）。然而，鳃的净化率在不同浓度组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　　2.在暴露于微塑料的前24 h,有食物组肠中的微塑料积累量显著高于无食物组（P＜0.05）。然而，24 h以后无食物组肠中的微塑料积累量显著高于有食物组（P＜0.05）。对于鳃而言，在整个暴露期间有食物组的微塑料积累量显著高于无食物组（P＜0.05）。无食物组肠中的微塑料在前24h缓慢积累，24 h后呈指数增长;有食物组肠中的微塑料积累量在整个暴露过程缓慢波动。相较之下，有食物组和无食物组鳃中的微塑料积累量均在缓慢波动。此外，无论食物存在与否，肠和鳃均会在最初3 h迅速净化微塑料。肠在排泄3 h后，有食物组的净化率为96.96％,而无食物组的净化率为77.06％。鳃在有食物组的的净化率为95.24％,无食物组的净化率为100％。有食物组肠对微塑料的净化率显著地高于无食物组（P＜0.05）。然而，鳃的净化率在有食物组和无食物组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　　3.在整个暴露期间，肠和鳃对100 μm粒径的微塑料的积累量均显著高于20 μm粒径（P＜0.05）。肠中的微塑料积累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较大波动，鳃中的微塑料积累量则呈现下降的趋势。在净化阶段，肠和鳃在前3 h均迅速地排出了微塑料。其中，肠对20 μm微塑料的净化率为95.20％,对100 μm粒径的净化率为85.79％。而鳃对20 μm以及100 μm粒径的微塑料的净化率均为100％。肠对100 μm粒径微塑料的净化率显著低于20 μm粒径的净化率（P＜0.05），鳃对微塑料的净化率在大粒径组和小粒径组则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　　研究结果表明，肠是微塑料的主要积累器官，其积累数据可作为评估鱼体和环境微塑料污染的有效指标。其次，充足的食物资源可以减轻微塑料对鱼类的生态风险。此外，鱼类对大粒径微塑料具有更高的积累潜力，表明大粒径微塑料对鱼类具有更高的生态风险。这些发现对于制定针对性的环境监测与保护策略提供了科学依据，并为未来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关键词：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南海岛屿   鸟类   鱼类   生物放大  

摘要：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POPs)大多具有长期残留性、生物蓄积性、半挥发性和高毒性等特性,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这些化学品不可避免地排放进入环境,给人类和生态环境造成潜在威胁。南海岛屿其上有众多独特的动植物物种,对生物多样性有重要贡献。维持其生物多样性对维持岛屿正向演替和国家的海防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但岛屿与传统的生态系统不同,极易受到周围海域影响,对自然和人类的干扰高度敏感,且因为海岛面积小,生态系统韧性相对较弱更容易遭到损害而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中国南海也被POPs的“热点区域”所环绕,这些POPs给南海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因此,了解南海岛屿中POPs污染状况、阐明其在岛屿食物链中的传递规律对正确评估南海岛屿中POPs的生态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主要以中国南海西沙群岛为主要研究区域,以鱼类和鸟类为研究对象,以多溴联苯醚(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PBDEs)、多氯联苯(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PCBs)、有机氯农药中主要为滴滴涕(Dichlorodiphenyltrichloroethanes,DDTs)和全氟化合物(Perfluorinated Compounds,PFCs)为目标污染物,重点研究了鱼类和鸟类样品中这些持久性卤代有机污染的污染状况,初步解析了这些样品中持久性有机污染的来源,全氟化合物在鸟类样品中的组织分配特征,及在同一生境下污染物随生物营养级增加的浓度变化情况。 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PBDEs、DDTs和PCBs在南海海洋鱼类肌肉中的浓度范围分别为9.7～490 ng/glw、11～270 ng/g lw和nd～460ng/glw。PBDEs是鱼类中的主要污染物,这可能是南海周边国家对阻燃剂的拆解大量增加所致。底栖海鱼中发现相对较高浓度的DDTs和PCBs,可能是因为其易接触到海底沉积物中的DDTs和PCBs。在肉食性鱼类中观察到相对高浓度的POPs,这与通常认为的捕食性生物富集更高浓度的污染物所一致。暴露评价结果表明甘泉岛和赵述岛附近海域海洋鱼类的日常食用不会造成当地居民的健康风险。 PBDEs、DDTs和PCBs在南海鸟类肌肉中的浓度范围分别为1.1～520ng/g lw、41～9800ng/glw和8.7～970ng/glw。DDTs是所有鸟类中最主要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FCs在鸟类心脏、肝脏和肾脏中的范围分别为25～390 ng/g ww、74～1000ng/gww和37～3400ng/gww。鸟类内脏中PFCs浓度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中等至较高水平。PFOS为鸟类内脏组织中浓度最高的PFCs同系物,更倾向于富集在肝脏组织中。作为留鸟,小白鹭体内PBDEs和PCBs的中值浓度低于其他鸟类而PFCs中值浓度高于其他鸟类。取食区域的不同可能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 鱼类和鸟类的稳定碳/氮同位素分析、脂肪酸组成分析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组成分析结果表明,鱼类的稳定碳、氮同位素组成与鸟类样品明显地分隔,且不满足营养级增加重稳定同位素相对含量相对增加的理论;鱼类脂肪酸组成也显著区别于鸟类脂肪酸组成;鱼类中不论是总的污染物种类组成模式,还是某一类化学品的同系物组成模式都显著地区别于鸟类样品。这些结果表明本研究中鸟类样品中的污染物并非来自西沙群岛中鱼的摄食,而更多来自于其迁入前的栖息地或迁徒中途地。这些迁徒鸟类可能通过粪便、羽毛等将陆地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污染带给南海群岛,形成过境候鸟介导的生物传输效应。通过分别对鱼类和鸟类样品中污染物浓度与其生态位(以稳定氮同位素组成为表征)的相关性分析发现,除鸟类肌肉中BDE202和CB 206,鸟类内脏中PFNA和PFUnDA外,其余所有在鱼类肌肉、鸟类肌肉和鸟类内脏中POPs的污染浓度与营养等级间存在正相关性,回归线斜率(也即营养级放大因子TMF)均大于1,表明这些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在鸟类和鱼类中表现出生物放大的潜力。鱼样肌肉中高溴代PBDEs TMF值低于低溴代、鸟样肌肉中PBDEs TMF值大于PCBs和PFUnDA在鸟类所有内脏中TMF值小于1,可能是由于生物因素造成。PFCs在肝脏和肾脏中生物放大潜力低于心脏,可能是由于肝脏和肾脏是解毒器官,PFCs在肝脏和肾脏中的富集速率小于清除速率。

关键词： 水生生物   群落结构   环境因子   水质评价   习水保护区  

摘要： 河流是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也是水生生物的关键栖息地。健康的河流生态系统在保护流域生物多样性和维持可持续发展方面至关重要。因此,河流中的水生生物及水质状况既是河流生态系统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对水生态学领域研究的重要补充。 贵州习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贵州省面积最大的自然保护区,不同区域的环境和气候相差悬殊,复杂的生境条件孕育了丰富的水生生物资源,具有较高的科研及保护价值。基于此,本研究以习水保护区范围内的河流为研究区域,以水生生物为研究对象,于2021年12月,2022年3、7、11、12月及2023年3、7、11月对保护区进行8次系统地水生生物和水环境因子的采样和调查,分析了习水保护区水生生物群落结构特征并通过Pearson相关性分析和冗余分析(RDA)探讨了水生生物群落结构特征及分布与环境因子的关系。基于各项水生生物多样性指数和生物指数,构建习水保护区水质生物综合评价指数(CEWI),对习水保护区水环境质量进行评价。以期为丰富习水保护区水生生物相关本底资料和水生态研究提供基础数据,为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资源的合理利用提供理论依据,为保护区水生态环境的监测、管理与保护提供科学指导。本论文的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1)基于野外采样调查共采集水生生物302种,其中浮游植物152种,种类组成以硅藻门和绿藻门为主,优势种均属硅藻门。浮游动物56种,种类组成与优势种均以轮虫类和原生生物为主。大型底栖动物54种(属),种类组成与优势种均以昆虫纲为主。鱼类40种,种类组成和优势种均以鲤科鱼类为主。各类生物的种类数在时空上存在差异,其中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和鱼类种类数存在显著性差异,大型底栖动物种类数无显著性差异。 (2)水生生物各类群的密度和生物量在不同时期、不同管理站间均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中,浮游植物的密度和生物量均以硅藻门为主;时间上均在春季最高,秋季最低;空间上均在小坝管理站最高,三岔河管理站最低。浮游动物的密度以轮虫类为主,生物量以枝角类为主;时间上,密度在春季最高,秋季最低;生物量在2022年3月最高,2023年7月最低;空间上均在大白塘管理站最高,三岔河管理站最低。大型底栖动物的密度以昆虫纲为主,生物量以软甲纲为主;时间上均在春季最高,冬季最低;空间上在蔺江管理站最高,三岔河管理站最低。鱼类的数量与重量均以鲤科鱼类为主;时间上均在夏季最高,冬季最低;空间上,数量在长嵌沟管理站最高,大白塘管理站最低,重量在大白塘管理站最高,三岔河管理站最低。 (3)水生生物各类群的多样性指数(Shannon、Margalef和Pielou)在时空上也存在差异。时间上,浮游植物和浮游动物的多样性指数存在显著差异,但大型底栖动物和鱼类的多样性指数无显著性差异。其中浮游植物的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和Pielou均匀度指数均在2021年12月最高,2023年11月最低;Margalef丰富度指数在2023年3月最高,2022年3月最低。浮游动物的多样性指数均在春季最高,秋季最低;大型底栖动物的多样性指数均在春季最高,冬季最低。鱼类的多样性指数均在夏季最高,春季最低。空间上,水生生物各类群的多样性指数无显著性差异。浮游植物的多样性指数均在小坝管理站最高,浮游动物的多样性指数均在大白塘管理站最高,大型底栖动物的多样性指数均在蔺江管理站最高,鱼类的多样性指数均在长嵌沟管理站最高,水生生物各个类群的多样性指数均在三岔河管理站最低。 (4)聚类分析和NMDS排序结果显示,同一管理站各采样点间各类水生生物群落的相似性较高,但不同管理站之间各类水生生物的群落相似性存在差异。其中,大白塘、蔺江和小坝管理站浮游植物群落的相似性较高。大白塘和蔺江管理站浮游动物群落的相似性较高,小坝和长嵌沟管理站浮游动物群落的相似性较高。大白塘、S7和S8样点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相似性较高,蔺江和小坝管理站大型底栖动物及鱼类群落的相似性较高。 (5)Pearson相关性分析和冗余分析(RDA)表明,水温、溶解氧、酸碱度、电导率、总氮、氨氮和叶绿素a是影响浮游植物群落结构的主要环境因子;溶解氧、酸碱度、电导率、总氮、氨氮和叶绿素a是影响浮游动物群落结构的主要环境因子;溶解氧、水温、水深、总氮和叶绿素a是影响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的主要环境因子;水温、溶解氧、酸碱度、电导率、总氮、氨氮、总磷和叶绿素a是影响鱼类群落结构的主要环境因子。 (6)水质理化因子分析表明,保护区水质总体为Ⅱ类水。大型底栖动物BI指数评价水质为清洁型。浮游植物和大型底栖动物的多样性指数评价保护区水质为轻污染型,但浮游动物和鱼类生物多样性指数评价保护区水质为中污染型。水质生物综合评价指数(CEWI)评价结果为轻污染型,其评价结果更符合保护区水环境的实际情况。

关键词： 水生生物资源保护   十年禁渔政策   政府协同  

摘要： 党的十九大、二十大报告重点提出要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系统性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将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对其修复主要表现为三个部分,即治污、治岸和治渔。对此,长江流域重点水域所涉九省二市稳步执行为期十年的禁渔政策。长三角三省一市地处长江中下游,研究长三角地区水生生物资源的政府协保护对大河流域水生生物资源保护的政府协同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鉴于以上背景,研究以长三角水生生物资源保护的政府协同为研究主题,以协同治理理论、府际关系理论、公共产品理论为基础,基于长三角三省一市十年禁渔政策执行状况,采用案例分析、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等研究方法,分析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保护政府协同的现状与特点,探究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保护政府协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有针对性的提出长三角水生生物资源保护政府协同的优化路径。 目前,长江流域重点水域所涉省市为贯彻和落实国务院和农业农村部相关政策部署和要求,已稳步执行十年禁渔政策,禁捕成效初显。三省一市以珍稀濒危物种资源保护、水生生物关键栖息地有效修复和保护、水生生物资源及栖息地监管能力的提升为协同目标,横向上三省一市定期协同开展水生生物资源保护联席(交流)会,纵向上各省(市)成立禁捕退捕工作领导小组(专班),下设综合组、政策法规组、执法检查组、资源监测组、市场检查组协助开展禁捕工作,协同成立联络小组、协同开展渔政工作合作、信息沟通共享和联合执法等行动方式,围绕水生生物资源保护开展开多元协同。在此过程中,展现出三省一市立法先行,兼顾区域统一性和差异性,协同立法特色鲜明。三省一市渔政联合执法成效显著,水生生物资源呈增长趋势。 但协同主体上存在社会力量参与不足问题、协同内容上存在珍稀濒危物种资源保护不平衡问题、协同方式上存在渔船动态监管平台监管滞后问题、协同成效上存在联合执法成效难巩固等问题,究其原因在于监督举报渠道不畅通、保护珍稀濒危物种资源财政资金投入优先级靠后、渔船动态监管平台数据接口难兼容和三省一市水生生物资源保护联合执法长效机制不健全。基于长三角水生生物资源保护的政府协同问题背后的原因,本研究提出相应的路径优化,即畅通群众监督举报渠道、提高保护珍稀濒危物种资源财政资金投入优先级、推进渔船动态监管平台建设和健全三省一市渔政联合执法长效机制。

关键词： 吡唑萘菌胺   转化产物   光解   土壤降解   蛋白核小球藻  

摘要： 农药在环境中的转化行为关系着环境安全和人类健康。尽管一些农药已经广泛使用,人们对于其环境转化产物(Transformation Products,TPs)的结构、数量、生成机制及毒性效应等信息的掌握仍然是不够全面的。目前已有学者开展针对使用时间长、范围广的一些农药的环境转化研究。然而,随着农药产品不断更新迭代,对近年来新出现的农药的环境行为和机制的研究还十分缺乏。吡唑萘菌胺是先正达公司开发和生产的第三代琥珀酸脱氢酶抑制剂类的杀菌剂,于2010年首次登记使用。十多年来,吡唑萘菌胺的应用日益广泛,但对其在环境中的转化行为的研究却鲜有报道。因此,本论文以吡唑萘菌胺为研究对象,开展了其在水溶液中光化学降解以及在土壤中的微生物降解研究,筛查和鉴定吡唑萘菌胺的转化产物,阐释转化机理;并通过毒性预测和对蛋白核小球藻的急性毒性实验,探究了吡唑萘菌胺及其主要转化产物对水生生物的毒性。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研究了吡唑萘菌胺在水溶液中的光化学降解。首先证实了吡唑萘菌胺在25℃具有水解稳定性。随后分别考察了不同光源、溶液pH和自然环境下的光敏剂对光解的影响。在模拟太阳光下,吡唑萘菌胺在纯水中的光解半衰期为195h。加入0.1,1,5mg/L的NO3-时,降解半衰期分别下降至86h,88h和46h;加入0.1,1,5 mg/LFe(Ⅲ)时,降解半衰期分别为51 h,50 h和28 h;加入1,2,5 mg/L核黄素时,降解半衰期分别为13h,17h和18h。紫外光照射加速了吡唑萘菌胺的光解,其在纯水中的降解半衰期为30 min。吡唑萘菌胺在pH分别为4,7,9的缓冲溶液中的光降解遵循一级反应动力学,降解方程分别为 y=0.8490e-0.010996x,y=0.7496e-0.024380x和 y=0.9286e-0.022088x,降解速率分别为0.011 min-1,0.024 min-1和0.022 min-1。利用高效液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仪(Ultra-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Quadrupole Time-of-Flight Mass Spectrometry,UHPLC-Q-TOF-MS)在模拟太阳光下和紫外光下鉴定了 9种相同的光解转化产物。基于密度泛函理论(Density Functional Theory,DFT)计算了吡唑萘菌胺分子在纯水中的静电势和电荷分布等,结合实验结果提出了吡唑萘菌胺在模拟太阳光下发生光降解的6种可能的降解路径,包括C-N键断裂、脱氟、硝化、羟基化、去甲基化和光异构化。 2、研究了吡唑萘菌胺在土壤中的降解。分别考察了土壤类型、土壤持水量、微生物对降解率的影响。第150d后,吡唑萘菌胺(1 mg/kg)在褐土中的残留量降至0.26mg/kg,降解率为74%;在黑土中的残留量降至0.38mg/kg,降解率为67%;在红土中的残留量降至0.51 mg/kg,降解率为47%。根据一级动力学方程计算的吡唑萘菌胺在三种土壤中的降解半衰期在82-142 d之间。当褐土中持水量在30%,60%和120%饱和持水量时,吡唑萘菌胺的降解半衰期分别171 d,82 d和104 d。灭菌褐土中吡唑萘菌胺在第150 d时的降解率为12%,是未灭菌土壤中降解率的16.2%。在褐土中筛选出一株能高效降解吡唑萘菌胺的菌株,结合形态学和系统发育树的结果,该菌株被鉴定为芽孢杆菌属(Bacillus sp.A01)。对该菌株的降解特性的研究发现,Bacillussp.A01只有在外来碳源存在的情况下才能利用吡唑萘菌胺。培养6 d后,该菌株在底物浓度为10 mg/L,接种量为10%,温度为28℃,pH为7的条件下在溶原肉汤(Lysogeny Broth,LB)培养基中对吡唑萘菌胺的降解率为72.9%,此时吡唑萘菌胺的DT50为1.67d。利用UHPLC-Q-TOF-MS对Bacillus sp.A01降解吡唑萘菌胺的样品进行了分析,共检测到6种转化产物。对降解途径的推测结果表明细胞色素P450酶在Bacillus sp.A01降解吡唑萘菌胺的过程中发挥作用。产物形成的主要反应过程包括吡唑萘菌胺的羟基化、环氧化以及醇的脱水反应。 3、研究了吡唑萘菌胺及其光降解和土壤微生物降解转化产物对水生生物的毒性。分别采用毒性预测和蛋白核小球藻急性毒性实验的方法评估了吡唑萘菌胺及其9种光解转化产物和6种土壤微生物降解转化产物的水生生物毒性。在T.E.S.T.(5.1版本)和ECOSAR(2.0版本)两个软件的共计8项急性或慢性毒性的预测中,光解产物中的TP P4和TP P9在其中7项结果中均超出了母体的毒性,土壤微生物降解产物中TP B1和TP B4分别有1项超出母体毒性。吡唑萘菌胺、TP P2和TP

关键词： 长江   河流连通性   水电开发   环境DNA   水生生物  

摘要： 河流连通性降低是全球淡水生物多样性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长江流域是世界第三大流域和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自上世纪以来,流域内的河流连通性因水电开发和岸线建设等人类活动的干扰而持续退化,并在纵向、横向、垂向和时间四个结构维度上影响水生生物。然而,目前的研究未基于四个维度量化河流连通性的时空状况。同时,长时间序列的生物数据缺失阻碍了河流连通性变化对水生生物长期影响的研究。因此,本研究构建了四维综合指标评价体系,量化了长江干流及八大支流1980年、2000年和2020年三个时期的河流连通性。在此基础上,选择连通性退化显著的典型区域——乌江,基于2022年7月丰水期和2023年4月枯水期的浮游植物形态学以及鱼类环境DNA(e DNA)数据,探究水电站对生物群落组成和多样性的时空效应,并利用沉积物e DNA数据,反演了乌江渡水电站建设前后浮游植物和鱼类群落状况,探究水电站对水生生物群落演变的影响。取得结果如下: (1)相比于1980年,2000年和2020年长江流域四维河流连通性出现一定退化,其中纵向连通性因水电开发退化最为明显。2020年,67%的评估河段综合连通性恶化,其中乌江等支流的综合连通性恶化最突出。 (2)对时空效应而言,连通性降低显著影响了乌江浮游植物和鱼类群落组成和多样性。丰枯水期相邻区域的浮游植物和鱼类的群落组成均因为水电站的分隔存在差异。丰水期的纵向连通程度和浮游植物物种丰富度以及适应混合水体的浮游植物功能群的相对丰度呈正相关关系,枯水期纵向连通程度和浮游植物物种均匀度以及适应富营养水体的浮游植物功能群的相对丰度具有负相关关系。丰水期水电站影响下的生境评分与鱼类功能多样性具有负相关关系,枯水期水电站影响下的生境评分与鱼类功能多样性具有正相关关系。 (3)对群落演变而言,乌江渡水电站建成后,坝前区域的浮游植物和鱼类组成呈阶段性变化。原核浮游植物物种多样性和物种丰富度受到水电站的影响分别下降了68%和39%。真核浮游植物物种多样性、物种丰富度和物种均匀度分别下降了23%、26%和16%。适应富营养水体的原核浮游植物功能群的相对丰度不断增加。水电站的运行使坝前区域广适应性鱼类及小型鱼类占比增加,鱼类功能丰富度和物种丰富度分别下降了80%和60%。 本研究表明,1980年以来,长江流域的河流连通性显著降低。降低的河流连通性影响了典型区域浮游植物和鱼类群落组成和多样性的时空格局,推动了浮游植物和鱼类群落的组成演变,显著降低了分类和功能多样性。